“有人说我长得像外国人，所以我勇敢地走上了国际舞台！”黄宇红朗朗一笑。作为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长，十几年来，她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移动通信在1G/2G跟随、3G突破的发展历程。更为难得的是，在“技术男”一统天下的通信世界，黄宇红以女性特有的执着与韧性，推动形成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4G网络通信技术，成为在世界舞台上“快人一步”的领跑者。
出身航天世家的她选择了移动通信专业，并对此痴迷。“选择了一个目标，我就一定会走下去。”黄宇红说话做事绝不拖泥带水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一枚“女汉子”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国通信技术标准化堪称“一穷二白”，在国际上更陷于“听人说一说，跟着笑一笑”的窘境。“在国际组织的大会上，中国人没什么话语权，更谈不上对国际网络技术发展的影响。”黄宇红感叹。
1996年，从北京邮电大学读完研究生，黄宇红来到原邮电部移动通信局工作，第二年就被派到芬兰参加国际3GPP标准会。当时中国的GSM(第二代通信技术2G)追随国际标准发展起来，TD-SCDMA技术在中国刚刚出现。几次参加国际会议让黄宇红意识到，3G技术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和需求，“要为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而努力，要让中国的声音引导国际通信技术的发展”。
标准之争就是利益之争。一次国际标准大会讨论TD-SCDMA与其他技术干扰共存的标准时，为保护TD-SCDMA发展，黄宇红与国内公司仔细研究核心问题，最终保证了中国的利益。
“TD-SCDMA实现了我国在国际标准方面的历史性突破，但国内产业的落后、经验缺乏让它还只是一个分流。”黄宇红认识到，“当时TD-SCDMA商用要比日本等国晚8年左右，我们还是追赶者的角色。”
随着移动互联网对社会生活、生产信息化的带动作用，第4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的变革已悄然拉开竞争大幕。黄宇红意识到，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在世界上“领先一步”的重大时机真正到来了。
2007年，LTE(4G网络)国际标准化进入关键时刻，针对存在两个TDD版本的现实状况，高层领导作出判断：只有将欧洲TDD方案融合“干掉”，才能实现我国主导方案成为唯一标准。
3个月内，黄宇红带领技术团队日夜攻关，提出了新的标准方案，与各企业反复论证沟通，不断团结联合国内外企业和国际运营商，通过标准化战场上合纵连横，我国主导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-LTE标准终于“出炉”。
标准形成后，如何让TD-LTE形成完整产业链，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，成了一个更严峻的考验。
一年一度的巴塞罗那世界通信大会，堪称通信业的奥林匹克盛会，黄宇红和团队机智地把大会作为推销中国4G的展台。“国际级通信大佬们都到场了，中国移动做了TD-LTE主题演讲，迎来由衷的掌声！”
从过去3G时代站在国际舞台的一个角落，到4G时代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；从跟随别人的技术标准走，到走到前台成为引领者，这次大会也成为TD-LTE产业化的前奏。
2011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了全球TD-LTE发展倡议组织(GTI)，世界级运营商尽在其中。GTI秘书长的身份让黄宇红成了4G的“布道者”。一次次大型国际峰会组织，团队成员成了“七十二变”的多面手，“TDD技术优点、组网经验，我们个个都能说得清清楚楚。大家经常深夜还在跟老外打电话。一位负责GTI的同事，两年发了3万封邮件。”黄宇红笑道。
“4G网络的产业化，不仅要在国内做，更要联合更多的国际运营商和厂商一起加入，让TD-LTE发展成为国际化产业。”中国企业的眼界已经看得很远。2009年欧洲的运营商宣布商用LTE FDD，而此时的TD-LTE还在实验室里验证。
黄宇红计划借2010年世博会的舞台向全球展示TD-LTE的产业。
黄宇红还记得那惊心动魄的几个月，北京、上海团队都在拼命测试攻关，2010年第一颗TD-LTE芯片、数据卡、手机、PAD终于面世，覆盖世博的4G网络起来了。
“经历了TD-LTE技术、标准、产业、商用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攻关，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把问题变成创新，把挑战变成动力，把空白变成机会……”黄宇红表示。
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，完成了向技术领军专家的成长蜕变，黄宇红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的殊荣。一路走来，她总结自己有“三心”：责任心、用心、诚心。“只要有目标、有自信、有努力，中国的通信技术标准完全可以走到世界前面。”她说。